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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宝昌先生的生涯，是一部中国文博事业的缩影。1922年耿宝昌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辛集。耿家在北京世代经营珠宝翠玉，祖父耿景山是东城里著名的翠玉专家，一家子弟几乎都是吃这行饭的，只有耿宝昌先生的父亲耿湘甫一人从儒业。
耿宝昌少年时，老家家境算不上宽裕，因此在农村高小毕业后，尽管学习优秀也无法继续读书，只能独自外出学徒。1936年2月，彼时仅有十四岁的耿宝昌北上入京，投奔在琉璃厂当伙计的堂兄耿宝善（号楚珍），其后进入五金行当学徒学管账，做了没多久，他就深感这并非自己愿意投身终生的行当，当年4月，经人介绍进入古玩行“敦华斋”，拜师“宣德大王”孙瀛洲，从此开始了迄今近90年的古玩生涯。
在从业的几十年里，孙瀛洲先生手把手培养了一批后学弟子，一个个把他们领进文物鉴定的门槛，而耿宝昌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在古玩店的方寸天地间，耿宝昌以指尖摩挲瓷胎釉色，以双耳聆听师长论道，练就“肉眼如镜”的绝学。十年学徒，十年积淀。1945年，只有22岁的耿宝昌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它的原址就在今天琉璃厂荣宝斋。
解放后，1956年，故宫的老院长吴仲超对故宫原有的东西进行鉴定整理，便把过去年长有声望的人网罗到故宫。孙瀛洲就被请到故宫，顺带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34岁的耿宝昌。他受恩师举荐进入故宫博物院后，自此将生命融入三十六万件宫瓷的沧海遗珠中……
当时正是故宫的大调整时期，经历了自清末几十年的动乱，故宫内百废待兴，耿宝昌等人从各殿各角落开始搜集，整理了几大类藏品，并设立专库，几乎算得上“白手起家”，全靠从业者过硬的专业素质，耿宝昌曾在访谈中回忆道：“那时候没有电脑，比如说到某件瓷器，你必须知道在哪里。”
进入故宫，耿宝昌先生如鱼得水，虽然此前他也接触过大量的文物，但故宫藏品之丰富仍然让他叹为观止，大开眼界，对瓷器的造诣也因此越发精进了。几十年下来阅宝无数，博鉴天下最精美的瓷器，足迹遍及国内各省市博物馆、考古所和重大考古现场及古窑址，经他阅目的瓷器达数百万件，几乎国内所有博物馆的一、二级品瓷器都经过他的鉴定，为我国文物保护鉴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故宫一甲子的岁月里，先生以“胎为骨，釉为衣”为鉴瓷核心，提炼出造型、纹饰、胎釉、款识“四维一体”鉴定体系。1993年，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此为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讨的总结，集学术性、实用性与权威性于一书，是20世纪中国文物鉴定界学术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洋洋60余万言,近6万幅图,无不是耿老的殷殷心血，其后又不断补充修订，精益求精——这部被业界奉为“圣经”的巨著，至今仍是全球藏家人手一册的入门指南。
历史的脚步迈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已经与世界隔绝了很多年。1971年乒乓球第一次打开了隔绝长达22年的中美外交大门，第二年，尼克松访华，震动了全世界，此次行程中故宫丰富的藏品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此启发，中国决定通过文物继续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
此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故宫筹备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耿宝昌只身护送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500件国宝出国展出，那次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文物外交”，是其工作生涯中的浓重一笔。
1973年4月的一天，耿宝昌正在忙于文物装运工作，突然被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找去谈话，让他收拾一下，明天就随运送文物的英国专机出发，先去法国（英法两家是交叉运输的）。王冶秋还送了他四个字：人在物在。飞机上的参展文物件件价值连城，这让耿宝昌一路上忐忑不安，脑袋里一直回响着临行的话。几个小时后，当飞机在阿联酋的迪拜机场中转加油时，耿宝昌遭遇了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阿联酋机场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推测为日本航空404号班机劫持事件）。
在劫机事件频频发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难想象彼时身负重任的耿宝昌怀着怎样的心情坐在机舱里的，所幸在机舱内等了一个小时终于再度起飞，耿宝昌带着500多件国宝，在经历一场虚惊之后，安全抵达了巴黎戴高乐机场。
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首展在巴黎市美术馆小宫殿开幕。就在开幕式前，代表团成员宿白突然发现，展场里及图录上的中国地图是以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的，中方立刻交涉，提出如果不撤下地图今天就不开门，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法方作出了让步。
这次展出历时四个月，参观人数高达36万人次，带给巴黎人的震撼不言而喻。法国展览结束后，耿宝昌等3名随展组成员由法赴英，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开始了第二站展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希思都参观了展览。
之后耿宝昌又动身带着展品转道北美，赴加拿大和美国展出。在那里，中国的稀世珍宝再次受到了热烈欢迎。在美国的展览历时8个多月，观众达180万人，是这轮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分为两套展品，一套赴欧美，另一套在中日恢复邦交后赴日本展出。整个展览辗转15个国家和地区，一直持续到1978年。
这次国家精心安排的展出，令西方人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眼见着西国人看到中国珍宝时的惊讶表情，耿宝昌自然心潮澎湃，然而西方博物馆中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更让他感慨万千，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全是给人都拿走了，那真是，身上出汗，就是‘这怎么搞的呢’，那种感情，尤其他们写得清清楚楚这个东西是哪个地方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的，感触很大。”
自此以后，耿宝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失落的古瓷，为国家鉴别、发现了无数宝贵器物，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以下两件事：一是1994年，耿老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以110万人民币为故宫拍回了一个成化罐。历史上素有“成化无大器”一说，这个成化罐则是现存少有的大器物，目前全世界只有4只，故宫的这个是唯一带盖的、最完整的成化罐，其价值已然不可想象。
二是耿宝昌以其独到的见识，率先呼吁成立中国的水下考古队。1986年，耿宝昌和冯先铭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成立中国自己的水下考古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87年2月，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成立，至今，已经打捞出几百万件的珍贵文物，为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古代航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007年底中国水下考古“南海1号”打捞工程完工，沉睡在海底800余年的宋代古船历经20个年头，终于陈列在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南海1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他更以超凡胆识，于1984年率先确认西藏萨迦寺所藏青花五彩碗为宣德官窑，解开“宣德有无五彩”的百年悬案。虽然《博物要览》有“宣窑五彩，深厚堆垛”的记载，但究竟指哪种器物，甚或宣德一朝有无五彩瓷，都曾经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1984年，文物出版社的摄影师王露于西藏萨迦寺偶然拍摄到一对青花五彩官窑碗，引起耿宝昌的注意，并鉴定确认为宣德器，从而揭开了宣德五彩之谜。
当时人们认识还不到位，多认为这件东西有问题。1988年在御窑厂遗址发现了两片与这个碗纹饰一模一样的瓷片，带有“宣德年制”的款，且位于宣德时代的地层，这就证实了萨迦寺这个碗没有问题，说明中国的斗彩瓷器从宣德时便开始烧制了，所以说这是一件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器物。
又仅凭上海博物馆藏6件残器及零星瓷片，将景德镇五彩瓷的起源推至元代，重写陶瓷史脉络。景德镇五彩瓷器的起源问题，一直是耿宝昌所关注的课题，其《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还专门列出小节讨论，并结合《陶记》中有关元代“五色花、戗金”的记载，对其所见的“五色花、戗金”玉壶春瓶和墩碗进行考证，而这类器物在全球，首次明确指出“‘五色花、戗金’即是五彩”“景德镇早于元代即将五彩瓷烧制成功，且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在现在学术界已是毫无争议。
先生之学，既重实证亦通古今，从宋代素色瓷的文人雅韵，到明清彩瓷的皇家气象，皆能溯其源、析其变，真正实现了“格物致知”的学术境界。
耿宝昌先生之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犹如定海神针。上世纪80年代，国内藏界对瓷器认知尚浅，观众见宫瓷“连门槛都不进”；而至新世纪，瓷器拍卖屡创天价，背后正是先生以学术公信力为市场注入的底气。
耿宝昌说，“在旧社会青铜器价格高，后来书画价格高，以前故宫对外展示馆藏瓷器时，观众一看，又是破瓷器，连展厅门槛都不进。”中国古瓷器价格迅速升值，是近年来的事。人们今天会更多地从经济角度看待文物，但回首70多年的文物生涯，耿宝昌感叹古陶瓷鉴定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享受”，并不是奔着名利去的。
1980年中美财产解冻，当时花旗银行存有溥仪存放的15件清代官窑瓷器，交付十万美金即可收回。但要为文物估价，中国银行却没有人懂文物，难以举措。中国驻联合国二秘张学尧先生请求故宫协助办理。后来国家文物局决定派耿宝昌去，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交代只要能估到二十万美金就可以决定收回。
耿宝昌在一没陪同、二没翻译的情况下，身上装着国家给的20美元多番辗转到纽约，会同我国驻联合国人员、美国法院、银行等6个单位的人共二三十个人一起评估。耿宝昌初估二十万美元，马上告诉中方人员往香港打电话可以付款，等到文物拿出来到自然光下一看，件件精美可以评估到100多万美元。
这批文物带回到香港也是耿宝昌随身携带，一路上他把文物夹在两腿中间，决定要人在物在，誓与文物共存亡，在紧张地渡过了天上10多个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在清晨平安抵达香港。不久，挑选其中5件较差的瓷器，在香港展销中卖了17.8万美元，除补上中介费十万美元，还赚回七万八美金，并落得10件文物珍品。
北京保利拍卖，2013年12月04日，编号6138，成交价1552.5万人民币
1986年4月，英国人迈克·哈彻将23.9万件在我国南海打捞沉船获得的文物送到阿姆斯特丹佳士得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中国驻荷兰使馆工作人员急电国内，国家文物局派出耿宝昌和冯先铭携3万美金迅速赶往阿姆斯特丹位于希尔顿酒店的拍卖现场。拍卖现场大都是各国亿万富翁，中国人出现在这个领域还前所未有，结果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拍卖开始，富豪们举牌出口就是加价十倍，而耿宝昌二人囊中羞涩，望着近在咫尺的国宝，心如刀绞。
耿宝昌先生还以“求真务实”为信条，屡次在拍卖前夜为争议器物“一锤定音”，此类拍场案例不胜枚举，先生之目力，既防珍品蒙尘，亦阻赝品滥竽，守护了市场的纯洁性。他始终倡导收藏的本质是文化传承，而非投机博弈，引导藏家超越价格标签，读懂器物背后的工艺史与人文精神。正是这番引导，使高端市场逐渐形成“以学术引领投资”的共识，避免盲从炒作，走向理性成熟。
在佳士得、苏富比等国际拍行，凡经耿老过目的器物，其考释文字常被直接引录于图录，成为全球买家的信任背书。中国瓷器能从“东方奇珍”晋升为“人类共同遗产”，先生之功不可没。
耿宝昌先生的离去，留给拍卖行业的不仅是知识财富，更是一种精神坐标——“克己奉公，无欲中有所追求”。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先生一生拒将眼力化为私产，20世纪80年代，耿宝昌将家中30多件文物都捐给故宫博物院，只留下了一张桌子。耿老笑着说，那桌子是兄嫂非让留下的，就那么一个饭桌，得留着吃饭用。
他为公鉴宝分文不取，面对商贾重金邀约，亦不趋应，此等风骨，警示市场勿陷功利漩涡，而应以文化守护为终极使命。耿宝昌告诫年轻学者：“实践得真知，不管哪一行，只要踏踏实实工作，认真学习，就能获得成功，天底下没有侥幸事儿！”他培养的古陶瓷鉴定人才很多已成业界领军人物，今拍卖行业的中坚力量也多出其门下，私淑弟子更是数量如云。他授业不藏私，拍卖行业当效仿此襟怀，建立标准化的鉴定教育体系，让知识流动而非垄断，方能使市场永续发展。
耿宝昌还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他发表中外陶瓷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明清瓷器鉴定》，主编《中国鼻烟壶珍赏》、《中国文物精华·陶瓷卷》、《中国美术大全·元明清陶瓷》、《中国陶瓷图典》、《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等。
耿宝昌先生不仅是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无私的教育家。他深知人才培养对文物事业的重要性。自1960年代起，他先后应邀到文化部文物局、南京博物院以及国家文物局扬州、泰安培训中心任教。他亦是多所高等学府的良师，曾任辽宁大学、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并受聘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生导师以及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古陶瓷鉴定与研究的专业人才。
在国际学术交流上，耿先生同样不遗余力。自1970年代起，他多次出访，足迹遍布法国、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数十个国家及港台地区，进行考察、鉴定和学术交流，将中国古陶瓷的深厚底蕴推向世界。
故宫内有寿享遐龄的大师不在少数：徐邦达先生寿高101岁，王世襄先生高寿95岁，朱家溍先生寿高93岁，故宫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这些国宝级泰斗似乎都领悟了其中真谛，皆于无欲中有所追求。当问到他的的养生之道，耿宝昌如此答道：我想，每个人只要能做到任劳任怨地工作、心地平静、生活规律、知足常乐、没有贪心、与人为善、爱惜生命、爱活动、胃口好，就一定能长寿。
耿宝昌先生一生，恰如一件历尽窑火淬炼的传世珍瓷——胎骨坚致，是其治学之严谨；釉色温润，是其待人之宽厚；彩绘绚烂，是其智慧之绽放。先生虽逝，然其目力所及之器，皆为“真、精、新”的标杆；其笔下落墨之处，俱成后世治学的基石。
拍卖行业当以先生为镜，承其志、传其道：以学术引领市场，让每一件流通之物皆经得起历史考验；以文化滋养交易，使收藏回归美育与传承的本源；以公信铸就品牌，在国际舞台延续中国艺术的辉煌。